朝鲜战争结束后，中央深刻认识到，建设一支现代化、正规化的强大军队，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至关重要。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，由于我军未建立完善的军衔制度，尤其是在大兵团作战时，常常出现指挥系统混乱的情况，这一问题亟待解决。
1952年11月20日，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召开了重要工作座谈会，专门研究军衔评定相关事宜，并组建了军衔实施工作委员会，由著名将领聂荣臻担任主任，负责军衔制度的制定与推广。经过严密细致的评审，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，授予元帅10人、大将10人、上将55人、中将175人、少将800人。这标志着我军向正规化、专业化迈出了坚实步伐。
参与此次授衔的1000多位开国将帅，无一不是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豪杰。然而，英雄虽伟大，终究难逃人生的生老病死。时至今日，参加1955年大授衔的开国将军均已仙逝。唯一尚健在的，是1964年晋升为少将的王扶之。
展开剩余88%王扶之1923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子洲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童年时节，正值黄土高原遭受严重旱灾和蝗灾，家中生活异常艰难。五岁那年，王扶之遭遇人生的首次重大打击——母亲因病高烧不退，村中郎中无力医治，最终离世，给年幼的他留下深深的阴影。
为谋生计，王扶之的父亲带着他来到延安，投靠一位远房亲戚。这位亲戚是当地富裕的富农，劝说王父：“自古穷人孩子想出人头地，唯有读书一条路。”在亲戚的劝导下，王扶之被送入延安的一所私塾学习。
聪颖好学的王扶之深受私塾老师喜爱，学习成绩优异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高昂的学费让王父负担沉重。尽管老师出于同情为他减免部分费用，但对于一个地主家的短工来说，读书仍是一种奢望。最终，王扶之仅学了三个月便辍学，开始在地主家做放牛娃。
12岁那年，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来到村庄，红军协助农民夺回土地，百姓们夹道欢迎，场面热烈。王扶之看到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士兵们的风采，渐渐产生了向往。恰逢红军扩编，他瞒着父亲偷偷报名入伍。
征兵干部看着他稚嫩的面孔疑惑地问：“娃娃，你几岁了？”王扶之坚定答道：“17岁了！”实际上他只有12岁，但身高超过1.6米，已经达到成年人的标准。干部见其目光坚定，便未多问，批准其入伍。
入伍后，王扶之被分配进“少共营”，这是专门由未满18岁的青年组成的队伍，负责侦察和联络，极少参与正规战斗。王扶之对这种待遇感到意外——他期待的是持枪战斗的生活，却连枪影都没见着，手上只有一把简单的梭镖。
尽管条件艰苦，王扶之没有怨言，除完成后勤任务外，他还自学军事技能，与老兵交流，两个月内熟练掌握了枪支拆装技术。
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。1935年10月，东北军在关外溃败，被蒋介石调往陕北“围剿”红军，双方爆发激烈战斗。刘志丹指挥红军75师、78师、81师从不同方向包围敌军，枪声响彻十几里。王扶之心潮澎湃。
敌军溃退时，红军命令少共营占领一处高地，利用红旗声势驱赶敌人。然而，由于通讯滞后，少共营抵达时敌军已占据高地。东北军连长轻蔑地看着持梭镖的少年兵，嘲笑他们无武装。
面对敌人的轻视，少共营兵分三路发起冲锋，展现出惊人的勇气。王扶之以梭镖顶住一名敌人胸口，大声喝令缴枪不杀，令敌人颤抖投降。此次战斗，王扶之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支枪，这把枪作为奖励，留作纪念。
随后，他调入红75师223团3营，任通信员，正式成为红军战士。劳山战斗后，王扶之被选为储备干部，凭借私塾短暂的文化基础，进入测绘集训队。测绘工作虽笔头为主，却要求成员深入前线实地绘图，常常需徒步数十公里，体力极为考验。
王扶之深知准确地图对于决策的重要性，工作极其认真，每一条线都关乎战士们的生命安全。抗战期间，他辗转华北、华东，最终成为新四军第三师通讯股股长。
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，王扶之缴获一辆自行车，这成为他重要的交通工具。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因高度近视不骑马，便将这辆自行车作为自己的“指挥部”。王扶之不仅担任“司机”，关键时刻也敢于冲锋陷阵。
1943年初，第三师计划由阜宁转移至阜东，途中需经过射阳河附近一座实力雄厚的面粉厂。该厂老板为保护产业，组建了数百人武装。为确保顺利通过，王扶之自荐乔装商人，与老板谈判。他将驳壳枪摔在桌上，表明新四军态度，震慑对方。最终老板同意支援，确保新四军顺利渡河。
黄克诚与王扶之的革命友谊由此加深。在黄师长的培养下，王扶之军事才能日益提升。抗战胜利后，他随黄克诚赴东北，历任东野二纵五师作战科长、五师14团副团长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东野改编为第四野战军，王扶之晋升为第39军343团团长，足迹遍布东北黑土地至南疆诸省，彻底完成由战士向高级指挥官的蜕变。
1950年10月，王扶之随第39军首批赴朝参战，未满30岁即任115师副师长。临津江阻击战中，他率部坚守防线。美军猛烈炮击下，指挥部多次受击，王扶之始终坚守岗位。
一次大口径炮弹击中指挥部门口，气浪掀翻工事，坑道被堵。坑道内尘土飞扬，照明设备失效，外面枪炮声稀疏，队员被困39小时，无水无粮，氧气逐渐稀薄。
得知情况后，彭总亲自下令：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务必将王扶之救出。”救援队抵达时被惨烈景象震惊，救援队长惊呼：“敌人炮火如此猛烈，别说人了，连苍蝇都活不了。”忽见指挥部洞口飞出两只苍蝇，队长灵机一动：“顺着苍蝇方向挖！”最终王扶之成功获救。
王扶之儿子回忆，父亲常说苍蝇救了他一命，夏天全家吃饭时从不打苍蝇，只是轻轻驱赶。
回国后，王扶之被授予大校军衔，1964年晋升少将，长期在总参谋部工作。六七十年代，他协助叶剑英、邓小平指挥珍宝岛战役和西沙海战。
因入伍隐瞒父亲，战时未能探望家人，父亲数十年不知他生死。战争结束后，王扶之请假回乡。途中与一位驴车老汉攀谈，得知对方儿子曾参军且失联。听闻是自己的名字，王扶之泪流满面，激动叫出：“爹，儿子回来了！”父子重逢感人至深。
1998年退休后，王扶之生活简朴，作息规律，热衷锻炼，或许正是长寿秘诀。每逢拥军活动月，地方领导常来拜访，他总笑言：“不用这么麻烦，国家把我照顾得好好的。”
如今视力有所下降，不能自主看报，但每天让护工打开收音机，听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新闻，内心充满欣慰。
2024年4月2日，另一位开国将军张力雄去世，至此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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